清朝第一次鸦片战争，尝到西洋枪炮的苦头，但清朝官员对西洋武器却有不同看法，有的抱残守缺，对西洋武器有一种蔑视的心态，但又有一种恐惧心理，这种矛盾心理既有一种封闭传统思想作怪，又有一种逃避侥幸的心理。有的人前后认识不一样，从排斥到接纳，观念转变较大。后来清朝购买并使用西洋武器，依然摆脱不了落后挨打的命运。让我们从晚清三个阶段不同官员对西洋武器不同认识，来探寻晚清政府落后的“密码”。

从轻视到重视

清朝林则徐是接触洋人最多的一个官员。因为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林则徐便率领清军与英国军队作战。在这次鸦片战争期间，林则徐对西方的枪炮有一个转转变观念的过程。因为林则徐本来就是一个接触新事物最多的一名官员。

第一次鸦片战争前，林则徐对西方的枪炮有过这样的评价：“岂知彼从六万里外远涉经商，主客之行，众寡之势，固不待智者而决。即其船坚炮利，亦只能取胜于外洋，而不能施伎于内港。”林则徐认为西方国家坚船利炮也只能适用于海上，到了陆地就没什么作用了。而广东有诸多门户和可险，完全可以坚守内江，可确保广东无事。

林则徐指挥清军击沉英国一艘运鸦片的趸船后，又说：“向闻英夷讥我中国船是纸的，炮是磁的，此番轰沉夷船一只，死伤数十，又烧毁空趸一船，纸耶？磁耶？当必有辨。弟但期上足以崇国体，下足以摄夷情，使鸦片永不敢来，犬羊永不敢逞，则虽身遭重谴，亦无惜焉。”在这里林则徐说出西方国家的船只也不过如此，清朝船只也能打过英国的船只。他随即向道光皇帝奏报，表奏清军奋勇杀敌，大挫其锋。林则徐却不知道，他打掉的英国那艘趸船，实际只是一艘商船而已，而且他太高估清朝的装备，而看不起英军的实力。

战争打响后，林则徐才真正感受到英国人大炮威力。1840年8月21日，林则徐说：“英逆由九州乘潮放大船三只，近关闸约十里内，其火轮船一只，三板十余只，齐放飞炮。我兵回炮多不能及，波参将与守备陈宏光额皆受伤，波轻陈重。闻惠州协船在隔岸亦发数炮，被夷炮将船打伤，兵勇率多走避。”这段记述，让林则徐感受到英国人的大炮威力太大。

虽然林则徐感叹英国人的兵器，便林则徐却依然固执认为失败并不是在武器，而在于清军的能力不行，军纪涣散，有的清军甚至临战脱逃，他曾说：“可恨者，披坚执锐之人，无非豫存弃甲曳兵之想。此间恶习，陷溺已深，不独连州之军传为笑柄。今若骤加峻法，奈罚不及众何！”当林则徐的打算整顿军纪时，清朝要和谈了，林则徐也被撤职。

没有官职的后的林则徐一直不明白，英国武器为什么这样厉害？特别是英国的船只在海上飘来飘去，让清军防不胜防。林则徐研究后认为，应该改善清军的船只和大炮，组建海军，才能与英国交锋。如果船一时造不过来，可以租用外国船只，购买西洋火炮。林则徐曾这样写道：“要之船、炮、水军断非可已之事，即使逆夷逃归海外，此事亦不可不亟为筹画，以为海疆久远之谋，况目前驱鲸屏鲸，舍此曷济？”林则徐的思想开始发生变化，认为建设清朝海防迫在眉睫。林则徐还把自己的建议呈报给清朝皇帝，“前年获咎之后，犹以船、炮二事冒昧上陈”，但并没有引起清朝政府的重视。

林则徐从无视或者轻视西洋武器，到重视采购西洋武器，是一种思想的转化。这是一个睁眼看世界的变化，对清朝的军事发展有很强的作用。正是这种认识上的变化，林则徐后来积极主张购买西方武器。

林则徐在总结清军与英军的差距时，曾有八字要诀：器良、技熟、胆壮、心齐，他认为这是“剿夷”之招。在器良与技良方面，林则徐看到双方的差距很大：“彼以无定攻有定，便无一炮虚发。我以有定攻无定，舟一躲闪，则炮子落水矣。彼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如内地之放排枪，连声不断，我放一炮后，须辗转移时，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林则徐认为技不熟，实则器不行。因为英军炮可以连发，但清军炮实现不了。对于英军炮，林则徐也深入进行过研究，还专门制了《炮书》给好友看，他的意见是，遵循洋人制造方法，仿造火炮，他曾说“此器不可不备，尤不可不精……其大要总在腹口宽，火门正而紧，铁液纯而洁，铸成之后，膛内打磨如镜，则放处快而不炸”，一个清朝高官对铸炮如此深入研究，可以看出清朝有识之士的危机感。

林则徐希望自己的研究能引起清朝的重视，他曾写信给好友李星沅：“海上之事，在鄙见以为船炮水军万不可少。闻当局多有诋此议者。然则枝枝节节，防之不可胜防，不知何以了事。负疚之人，曷敢多所饶舌。知阁下志在澄清，姑妄及之”，其迫切心情，以及对清朝不重视此事，想让好友多呼吁。“当局果能师其意，同心协力而为之，虽一时造船缓不济事，而泉、漳、潮三处，尚未尝无可雇之船，其枪炮手亦皆不乏。惟大炮须由官造，必一一如法乃可得用……果有大船百只，中小船半之，大小炮千位，水军五千，舵工水手一千，南北洋无不可以径驶者。”林则徐把如何制炮，谁来制炮，海军的编制建设都说出来了，足以看出他的思想转变到了具体操作。

从犹疑到反对

在封建王朝任何一个新事物转变都不可能向现在这样一蹴而就，虽然林则徐思想转变了，但并不代表其他官员思想变化。对于西洋武器，林则徐之后，清朝官员并未立即引起重视和采购。但已经使一些官员认识有所提高，但千人千面每个人看待新事物都有自己的看法。

太平天国起义后，为剿灭太平军，清朝也想了很多办法。期间有一名叫李泰国的英国税务司向苏松太道蓝蔚雯推荐使用英国的小火轮炮船，李泰国对蓝蔚雯说，英国用此船打败过俄国。李泰国为了让清朝买英国船，甚至立下军令状，愿意到清军中服役，甚至把英军打败俄军的作战图都描绘出来。但两江总督怡良、江苏巡抚吉尔杭阿知道此事后，对于李泰国更改各国条约章程很担心，他们怕清军将来受制于英国，因此拒绝了李泰国的请求。

但李泰国并没有放弃，他依然坚称英国火轮船轻巧而且打得准，穿行自如，是剿匪利器。但怡良和吉尔杭阿认为没必要，清朝武器足够剿匪了，也不需要向外国借兵，又回绝李泰国。

既然不买英国火轮船，可以租用船只。1856年，顺天府尹曾望颜泰认为英国火轮船很大，火力较强，可租用四艘到长江打击太平军的船只。这次怡良、吉尔杭阿又出来拒绝了，他们认为：“查火轮船无分风水顺逆，迅疾如飞，诚为外夷之利器。力主捐雇入江助剿之说者，已不止一人。奴才等因火轮船雇价极昂，吃水甚深，长江之深浅不一，上游多石矶，下游多暗沙，能否无碍于轮，未经试验。且英、美、法三国夷酋，曾于咸丰四年在上海渎请入江助剿，求于镇江、江宁、汉口等处设立马头，当经奴才遵旨驳饬。若仍雇用轮船，即不能不雇夷人，纵系绅商捐资报效，而有雇募之名，即属借资夷力。设彼藉以有词，复理前说，则内寇之能否荡平，尚不可知，而外夷之乘机肇衅，难保必无，是以不敢冒昧奏请，致贻后患。 ”

怡良与吉尔杭阿认为，如果租用外国的火轮船，就是借助洋人势力，必定受洋人挟制，因此反对曾望颜泰的建议。这两位清朝官员认为红单船也很厉害，就向朝廷建议用租洋人轮船的费用，租用红单等船只。不过怡良等人知道轮船的更厉害，就建议江浙两省商家用两艘火轮船用于保障清军，并不是作战，只是提振清军的威名。这样就解决不雇佣洋人船只的名声，洋人也不会挟制清朝，民众也不会反对。由此可见，怡良、吉尔杭阿并不是不知道洋船的厉害，只是怕丢面子，怕受洋人制约，但内心还是想用。

从接纳到制造

对于西洋火器的重视于应用，随着时间的延续，清朝官员的思想也发生了更为不同的变化。同治皇帝继位后，西洋的弹壳武器已经在西方国家广泛应用，此时进入清朝的只是前装滑膛枪。这种枪精准度只是比鸟枪、抬枪要强，但弹壳不是金属，而装填时太复杂，射速射程也不行，而且这种老式枪修起来也麻烦。此时清朝官员对西洋枪炮的认识依然有不同的看法。

1862年5月，曾国藩给弟弟曾国荃送了100支洋枪，他对弟弟说：“余不甚喜此物，盖其机最易坏，不过打二三十枪即须修整。弟与各将弁试用一二十次，识破其短处，当以余言为然也。”把洋枪的短处告诉了弟弟。不久曾国藩又写信给曾国荃：“洋枪机括，弟营既善于收拾，又勤于擦洗，余当令筱泉于粤厘项下购买。然我军仍当以抬鸟刀矛及劈山炮为根本。譬之子弟于经书八股之外，兼工诗赋杂艺则佳，若借杂艺以抛弃经书八股，则浮矣。至嘱！”从这次写信来看，在曾国藩眼里，对洋枪洋炮还有偏见，认为大刀长矛才是老祖宗留下的武器，什么时候都不过时。

据史料记载，曾国藩与太平军作战中，对洋枪不太喜欢，但他对洋炮却很喜爱。因为洋炮杀伤面积大，快捷有力。因此，他曾建议叶名琛购买洋炮，“现已先后解到六百尊来楚，皆系真正洋装、选验合用之炮。湘潭、岳州两次大胜，实赖洋炮之力”，

1854年，曾国藩给清政府上书请求继续购买西洋枪炮：“惟原奉谕旨购办千余尊，现止来六百尊，尚属不敷分配。且江面非可遽清，水师尚须增添，尤须有洋炮陆续接济，乃能收愈战愈精之效”。从这则记载看，曾国藩其实对西洋兵器并没有多大热情，从当时湘军装备来看，西洋火炮装备并不多。

但李鸿章却表现出对西洋武器的热爱，他担任淮军首领时，曾于1862年率淮军进驻上海，这期间李鸿章经常接触到西洋武器和外国军队，对他的思想产生很大变化。他认为太平军都使用洋枪，为什么清军不能用呢？但质量上乘的西洋枪支需要及时配备清军。

1862年11月3日，李鸿章曾说李秀成洋枪多，在战场上占有优势地位，因此建议多买洋枪对付太平军。此时李鸿章有200支天字号洋枪，在清朝是先进的，但在洋人看来并不是上等枪支。不过李鸿章认为天字号就不错了，因此他托哥哥李瀚章到广州买了三千支天字号枪，还购买了西洋火药。李鸿章曾给曾国藩写信称：“师门始不深信洋枪、火药为利器，望谆请饬下粤东厘局多为购办，并行鲍、张各军，均效洋人步伐，操练洋枪队，平中国之贼固有余矣。”

对于李鸿章用洋枪的事，左宗棠曾不屑一顾。其实李鸿章也算是一个对西洋武器有正确认识的人。左宗棠的讥讽也只是与李鸿章的个人恩怨。

李鸿章不仅大量使用洋枪洋炮，而且还大力赞扬西洋武器的厉害，他认为清军与太平军作战中，由于使用了西洋火器，使太平军害怕。他对清朝官员程学启、郭松林等人对西洋火器的抵制进行批评。1863年，程镇与戈登率军进攻太仓不久，李鸿章又对曾国藩说，戈登的西炮厉害，而且威力巨大，打得太平军无处可逃。他认为清军必须用西洋武器：“西洋炸炮重者有数万、数千斤，轻者数百、数十斤，战守工具，天下无敌。鸿章现雇洋人数名，分给各营教习；又募外国匠人，由香港购办造炮器具，丁雨生即来监工；又托法、英提督各代购大炮数尊，自本国寄回，大约今年底可渐集事。每思外国兵丁口粮贵而人数少，至多以一万人为率，即当大敌。中国用兵，多至数倍，而经年积岁，不收功效，实由于枪炮窳滥。若火器能与西洋相埒，平中国有余，敌外国亦无不足。俄罗斯、日本从前不知炮法，国日以弱。自其国之君臣卑礼下人，求得英、法秘巧，枪炮轮船渐能制用，遂与英、法相为雄长，中土若于此加意，百年之后，长可自立，仍祈师门一倡率之。”

李鸿章的意思很明白，就是劝曾国藩要向西方学习新式武器的应用，并且大量购买西洋武器，既能打败太平军，还能与西方国家抗衡。曾国藩接到李鸿章的信后，他也改变了以前的想法，他给兄长写的信中可以看出“渠极言洋枪之有用，并求饬粤东厘局多为购办，行之鲍、张各营，借以平中国之贼。此论亦实有见地，祈采纳为荷。”

太平军攻陷苏杭后，也获得大量的西洋武器，让清军死伤无数。曾国荃对曾国藩汇报军情时说：“至于今年贼情，亦迥非昔比。查忠酋等会议于苏州，悉各路之精悍，先荟萃于援金陵一路，倾苏、杭所得之西洋火器，会并于此一枝。计在鲸吞我军，以固伪巢……刻下阵亡及受伤者千数百人，皆系洋枪之为害，此仇何可不报。”他给李鸿章也写信说：“苏、常来援之贼，洋枪最多，且力能及远。闻忠酋身边护将尤多枪炮，我必以此物御之，方有把握。”

可见李秀成率太平军攻下苏杭后，使用了大量西洋火器，压制了曾国荃的清军，曾国荃曾感叹：“贼之火器精利于我者百倍之多，又无日不以开花大炮子打垒内，洋枪队多至二万杆，所以此次殒我精锐不少，伤我士卒不少，最堪悯恻。”

清军大量伤亡，而且一度与太平军作战中处于下风，曾国荃开始意识到西洋火器的重要性，他劝曾国藩改变对西洋武器的看法：“兄谕在人不在器之说，乃至当不易之理。弟求以利器御侮，即所以代目下人少之苦，亦确有此情景。”请曾国藩把李鸿章购买的洋枪及弹药快速运到南京使用。曾国荃还对曾国藩支援西洋武器不到位埋怨过兄长。由此可看，西洋武器已经使清军与太平军战场上形势转变，清军迫切需要洋枪洋炮。

现在我们再盾晚清那段历史，不得不承认李鸿章对西洋武器有其自己的独特见解。1864年，他给清朝总理衙门写过一封信，能看出他的见解很深：“承询外国火器洋枪、火药、铜帽等，其最能制胜者，乃系炸炮。伏查泰西各国，明于制器尚象之理而得其用，所凭借以横行海外者，尤以轮船与火器为最。火器之得力者，尤以炸炮为最。鸿章自抵沪以来，购买外洋各种军火，尽心研究，略知端倪……至如英、法近来新出之炮，有炮尾开门，决去螺旋，以受弹者。其炮腹亦有螺旋，药然则弹子旋转而出，势最猛烈而及远，名日来福炮。又炮腹有火药房，比长炮较短，而比短炮较长，名日蒿勿惹炮。又有无双耳、腹下有一圈，此乃及近所用，名日加鸾炮。此皆妙品，外国不肯轻售与人，亦最难仿制。”

李鸿章在信中详细介绍西洋武器的构造以及威力，还对清朝如何仿造西洋武器提出见解。李鸿章对西洋武器要求很高，他知道最先进的武器西方不会卖给清朝。他曾说：“夫器不精，则有器与无器同；用不审，则有精器与无精器同。炮不能施放，弹不能炸裂，此制造者之过也。弹之远近疾徐，炮之高下缓急，此用炮者之事也。其中皆有至当一定之理，非可浅尝而得。”李鸿章认为，日本之所以不敢被西方欺负，主要还是日本自己研制仿制西洋武器，因此他建议清朝必须向洋人学习，让这些人到国外学习枪炮制造技术，然后清朝自己制作。他甚至要求清朝专门设立武器科招收人才，这一点值得肯定。

1865年，李鸿章与曾国藩筹建了江南制造局，开始了武器伪造工作，也标志着我国开始吸收西洋武器了。

从晚清清朝各类官员在与西方接触中，他们对西方武器看法及见解和思想的变化，以及最后转化为仿制，这都是一个很大进步。因此，清朝并不完全是闭关锁国的一个朝代，有识之士很多。虽然李鸿章有卖国嫌疑，但在接纳西洋武器方面，值得历史肯定。一个时代的变革，首先受其害、得其利，才能真正触动敢于改革。晚清想通过器物实现改革，虽然没有取得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观念变化这一点就不错了。

至于后来打不过日本，并不在于“器不如人”，武器先进了，人不先进也照样打不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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